时疫,也就是疟疾在赵昺开出药方后,多数病患都活了下来。而在他的关心下如今每个营帐中都配了蚊帐,每个士兵腰里皆挂着个驱蚊的香囊,营地低洼全部被填平,并修了带有沟盖的排水渠,减少蚊虫的孳生。一系列措施实施后,使得疟疾病率得以大幅度降低,新增患者也在可控之内。不过这回神医的荣誉归了郝云通,也凭此在医药院站稳了脚跟,再不必战战兢兢看他人眼色行事了。
一直深受赵昺关爱的都作院在参与大规模的海防建设的同时,也抓紧自身建设;如今已经兵器作生产出第一批刀枪弓弩;而火药作也已投入生产,试制出高爆黑火药,并进行了细分,以装配不同的火器;被服作日夜赶工完成蚊帐的生产,并为全军每个官兵缝制了两套军装换下了各自杂七杂八的旧衣;盔甲作也开始生产,但还是主要修补缴获和收集的旧盔甲,现在一线参加巡逻的部队都已配了皮甲,都头以上军官配了铁甲。
最忙的当然还是船场,帅府水军的战船有多半都是民船和商船,虽然也可以用于作战,但毕竟有凑合的意思,可打仗不是凑合的事,因而赵昺一力要求必须经过改造,否则不准入役。这也幸亏琼州这地方海上商贸的展带动起了修、造船也的展,培养了不少熟练工匠,于是这些人全部被征调参与其中,才能保证工程的进度。
而最令赵昺兴奋的是十艘龟船皆以如期完工。为了保证能尽快形成战斗力,在组织路上模拟训练的同时,他还命令摧锋军选派一批官兵在改造期间就上船熟悉船的结构和各部分的用途,这些人不仅要承担试航,测试龟船各项性能的任务,还是拟定的船上各部门长。待他们能熟练掌握各种技能后将承担起培训新人的责任,赵昺就是欲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保证摧锋军尽快成军。
因此第一艘龟船下水的时候,整艘船上从摇橹的水手到负责指挥的船长都是军官,且全部为配。也就是一个职位有数位副手,光副船长就有五个,而赵昺要不是担心试航时一旦出现事故,他恨不得让十艘战船的所有部门长全部上船实习。最后谨慎斟酌后还是打了个对折,否则船沉了,整个摧锋军的军官便损失一半以上,他实在承受不起这样的损耗。
新船下水时,船上除了这些实习的军官们,还有帅府按照惯例派出的书吏。这些人此次的任务不仅要像往常那样记录每个参与者的表现,还要负责记录船在各种海况下的性能。比如在顺风、海况良好的情况下,分别用帆、用橹驱动船只的度,帆橹并用时的最大度等等。殿下事先已经绘制好了相应的表格,上面标明了要记录的项目和标准,他们只需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就可。
而无法参与试航的赵昺便能根据汇集的各项数据对船只的各种性能进行评估,从而判断哪些地方应该改进,哪些方面应该注意,哪些行为是绝对禁止的。随着数据积累的增多便能编制相应的操作守则,然后据此再编辑战斗手册,这样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出航,什么情况下可以投入战斗,可以在战斗中采用何种战术,出现险情如何应对等等。
赵昺如此做是无奈,也是形势所迫。他清楚古代的军事人才多是出身于行伍,靠着一枪一刀拼杀出来的,而这些武人多半肚子中没有什么墨水,甚至许多根本就是文盲,导致他们许多经验只能靠言传身教进行传承,这才有了将门虎子之。许多军队的崛起往往都是随着名将的出现而出现,一旦将死则军队很快便衰亡,这其中出了将领的个人魅力外,也有着传承出现断代的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古时的兵书得都十分笼统,重于战略而轻战术。再者汉以前文臣武将并不像后世那样区分严格,文武之分只在于岗位的不同,以文代武或是以武为文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他们才能写出传世的兵书。而汉唐之后文武殊途,武将便难有前时风光,更多的是凭借个人的赋和勇力博取功名。即便宋以后始设置武举培养、选拔军事将领,但更多的是注重勇力,疏于战略战策。这也是史上留名的名将以武入仕者寥寥无几,更多的却是像狄青、岳飞、韩世忠这样行伍出身的原因。
赵昺知道帅府军存在的致命弱点,真正懂军事的将领除了应节严和江璆以外真没几个,即便是赵孟锦过去只是一个副将,手下兵员也就是千人,所以更多的是用其勇,而非其谋。底下的基层将领更是如此,许多人入帅府军前还都是乡绅、农夫,军事常识许多人都没有,凭的皆是一腔热血和威望聚起一班人,转眼便成了军官。
可战争一起死伤是成千上万,伤亡最惨重的也是作为军中中坚力量的基层军官,如果得不到及时补充必会影响战斗力。可赵昺现在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建立军校,只能通过短期集训的方式培养军官,可他们也就是补补基础的行伍知识,离一个合格的军官还差的远。尤其是水军,与步军相比这算是个技术兵种,面对的情况更为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经验,而培养一个新人也着实不易,一旦出现伤亡便无人接替。
赵昺现在通过派遣书吏记录训练中的每一个细节,便是借此积累经验。他可以通过多种数据分析出哪种训练方式最优,操作方式简便有效,剔除坏的、留下好的从而总结一套系统的训练方案,大家照做就是。从而像生产线一样生产出合格产品,达到加快人才的培养的目的。当然这种方法也有缺陷,容易使人思维固化,缺乏创造性,使得军队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但这却是当前解决问题最合适的方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