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本不需要担心张世杰会叛降,但历史现在已经微微做出了改变,他不能不多个心眼儿,免得被人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而他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前世就有人提出张世杰是‘内奸’和张弘范联手灭了大宋,当然在他看来这种法有些荒拗,不过其的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确实给了张弘范机会,让人不得不对一直扑朔迷离的崖山之战充满了遐想。
据赵昺从史书上获知(当然现在已经得到了验证),张弘范是汉族人,但按照现行的户籍制度来他不是宋人,也不是金人,应该是元朝人。他父亲张柔是河北定兴人,出身农民,原为金国人,如果上溯几代其祖可能是北宋遗民。在金国灭亡前期,张柔靠组织乡勇起家成为一方军阀,后与蒙古军交战被擒,投降了蒙古,后来在连年征战中,积功累进成为蒙古汉军大将。张弘范却是在其父张柔降蒙二十年后才出生,此时元太宗窝阔台也已称汗十年,金国亡了四年,户口只能上在元朝的户口本上,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当过宋将。
人们为什么更喜欢看作为“宋朝降将”的张弘范被后世人羞辱和轻蔑的故事,这是因为从民族角度上看,人们同情、叹息南宋朝廷的灭亡,而对为敌作伥的汉奸的切齿痛恨,金兀术打北宋,可以,伯颜攻南宋,也无异议,因为他们代表了自己的民族。
而张弘范作为汉人却来攻打、杀戮同族,这就是大逆不道。很多人并不了解张弘范的身世,只因他是汉人,取了汉名,就断定他是汉奸,给他安上个投降敌人的罪名,指责他在“忠义”上有了缺失,将他羞辱贬损,骂得狗血淋头,尽管张弘范诞生、成长在异族的国土上,但只因为他是一个汉人,他的身体里流着的是汉人的血。
张世杰却实实在在是金国汉族人,他是张柔的同乡,应该属于同一宗族,按辈分应是子侄。他跟随张柔起兵抗蒙,但后来不知犯了何事,张世杰南下投奔了大宋,靠着一刀一枪也算功成名就,如今成为宋朝军中第一人。基于同样的原因,张世杰为大宋征战一生,自然就成了汉人不忘祖宗的楷模。
但是赵昺深知在这个人们国家观念淡薄,宗族观念却是极强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生的,吕氏家族吕文焕一人降元,其家族中子弟纷纷跟着投降,结果导致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就是明证。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如果张世杰有一丝动摇,就有可能被张弘范用宗亲之情所打动。其若投降,赵昺想凭一己之力挽回局面将十分苦难,他琢磨着最好的结局就是能带着太后和班朝臣突出重围,丢下十数万军民逃命……
火船计的失败让张弘范觉得难以轻易攻下宋军水寨,而那种高成本的火船计他也不敢再用,便如赵昺所知那样一边加紧封锁,一边开始实施攻心战和诱降计,他从自己军中还真找出一个张世杰正经八百的亲戚,其外甥韩新,让他进宋营劝降。不过事实让赵昺很快便放了心,张世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还是历史上那个忠于大宋的家伙。可也让赵昺挺失望,人家根本没把自己这个皇帝当盘菜,劝降都不找他做主。
张世杰头一次还算念旧情,在自己的船上接见了韩新。其实这劝降也没有什么技巧,无外乎满足对象的要求,而最常用的就是方法就是高官厚禄。张弘范开出的条件就是官封万户,金银无算,但这些并没有打动张世杰,将外甥礼送出营;没想到韩新第二又来了,这次张世杰脸色便不好看了,跟其挑明自己绝不会投降,便将其送走了。
想是张弘范给韩新下了死命令,或是许下了宏愿,其第三又来劝降,这次张世杰恼了,在众人面前用手指点着外甥的鼻子骂出其那流传后世的名言——“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羞愧得韩新无地自容,悻悻而去,此后再未登舅舅家的门槛。其后又对身边的人:“我也知道,只要投降,可得活命,还可得富贵,但我志已决,不会动摇了。”
张弘范见亲情无法打动张世杰,便又转到文祥身上打主意,企图一箭双雕,既诱使文祥归降,又利用其在宋军中的威望,瓦解宋军。他派李恒劝文祥修书给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但文祥不写,并义正辞严地:“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但李恒一定要他写,他就愤然拿起叫他修降书的纸笔,把被押在船上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所作那流芳人间的诗歌《七律?过零丁洋》写了出来。如此来,张弘范之于中国古典文学倒也有些功劳。
大家都很给面子,赵昺当然也要表示表示。劝降失败的张弘范认识到崖山大道上是没有捷径的,他准备啃硬骨头了,遣军全部占领了崖山岛沿岸,彻底切断宋军获取柴薪和淡水之道。他派邓光荐为代表,让其给张世杰送去了两千石的清水,并表示自己可以动用护军夺回樵汲路,歼灭岛上的敌军,请其行个方便。若是平日送两千石清水给人,估计不仅张世杰,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以为陛下拿自己开心呢!可当下却不同,水不止是贵如油了,而是堪比黄金,那就是命啊!
张世杰有感于当下形势危急,而陛下又向他示好,便也不顾‘危险’亲自过船到社稷号与陛下相商。这让赵昺圣心甚慰,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也表明大家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的,于是他率众亲自下船迎接,将其迎上帝舟共商破敌大计,上演了出摒弃前嫌、君臣同心的大戏,而这场戏很可能就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改写大宋的历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