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时间赵昺没有前去与大家共进午餐，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偷吃点好的，而是因为集训营这帮家伙在严厉的军纪下压抑太久，应该让他们放松一下，且破例给他们开了酒禁，让他们都酌几杯。若是自己在他们肯定放不开，不如两便的好，正好以有急务推辞了。大家自然也不敢亏待了陛下，专门捡了好的给他送来。
“当皇帝真好，在自己的地里想做什么，只要他愿意就能办成！”赵昺吃了个肚圆将两腿搭在案几上，一手揉着肚子，一手拿着那张捡来的报笑眯眯地暗道。
作为现代人赵昺对于宣传的作用十分清楚，它具有激励、鼓舞、劝服、引导、批判等多种功能，其基本功能是劝服。即通过多种内容和形式，阐明某种观点，使人们相信并跟着行动。而在古代当前的手段有限，除了各级学校照本宣科的填鸭式的洗脑外，少有其它手段，而报恰好出现了。
报这种信息传播手段早已为宋人喜闻乐见，且深入了各个阶层，而在琼州搞出第一份报的人肯定是有这方面的经验，从另一方面讲此人也很有商业头脑。不过赵昺知道这么好的发财方法一定很快就有人效仿，那么很快各种报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成为琼州又一种资讯传播手段。
一种自媒体的兴起，会使信息流动加速，公众表达方式也随之丰富，同时带有情绪的碎片化的信息也会随之出现，一旦引起共鸣便会瞬间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比之其它手段产生的效果要大的多。若是不能及时梳理清楚，结果就是雾里看花真伪难辨；而众声喧哗的表达若不经过理性沉淀，就可能变成人云亦云，甚至三人成虎，影响稳定和谐的局面。
赵昺清楚舆论是把双刃剑，自己若是不牢牢的占领报纸这一宣传阵地，就无法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那便可能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所以他知道自己不能放过这块阵地，但是新闻管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不仅捆着了自己的手脚，也导致道消息暗中传播。百密终有一疏，自己如果无法及时发现，等酿成大事便需更大的力气去平息。
所以舆论本身并没有杀伤力，而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是舆论掩盖下的真相。当年日本鬼子一边大肆的烧杀抢掠，一边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招摇撞骗。蛊惑着中国人民，是为了中国人民好，他们杀的都是阻碍大家奔向幸福道路的不良分子，只要大家乖乖的听话，就是大大的良民，不听话的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死啦死啦的。
而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同样出现，赵昺记的在网上一段时间中网上流传当年热河民众欢迎鬼子的帖子，却不知道是真是假。其中提到是因为军阀的腐败让当地人民苦不堪言。愚民们自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要过着安稳的日子就行了。可他们哪知道，赶走了老虎，迎来的是豺狼。然而民间自有能人异士并不受鬼子的蛊惑，毅然决然的扬起了抗日的大旗，可以这也是一种思想入侵。
这个怪现象同样在宋元更迭之际盛行，相对日本人，蒙古人早用过了这一招。忽必烈重用汉臣，打着除无道的旗号进行欺骗宣传，而当时大宋朝也将老百姓折腾的够呛，导致民怨沸腾。加上最初的很多汉族官僚，真的以为蒙元拥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精锐铁骑，所以动不动就请求献城。
直到元军深入江南之后，他们才发现蒙古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也不是那么强大，但既然已经投降了，此时也帮着蒙古人把坏事做绝了，并让降兵降将都沾上了汉人的血，他们再想反悔，也就没有路了。至于吕文焕和刘整这些铁杆汉奸，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骨子里的贱!
蒙古人在控制北方后，连一个迅控制全国的方案都没有想出来，很快就沉溺于享乐了，而蒙元在南方的最后成功，从计划到行动，几乎全部是依靠这些罪恶累累的汉奸，先是靠什么铲除暴政的骗局，优待降者的宣传赢得了民心。在百姓见识了蒙古人凶残后，便实施屠杀政策，看看几次较大的屠戮，参加的汉奸兵之多就知道了。
如此这些汉奸已经没有回头了，只有走到底灭了南宋，如此才能改写历史，因为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可悲的是他们没有想到，到了最后他们依然逃脱不了贰臣的称呼。再看那些成什么谈论智谋战略的人真的非常可笑。白了，那些无耻的御用文人以舆论改写了历史，其实就是靠一个流氓头子与几个狗头军师，外加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就把南宋给解决的。
其实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回事，什么得民心者得下，什么雄才大略，全都狗屁。而那些被征服的老百姓的作用第一是拿来欺骗的，第二是拿来屠杀的，第三是拿来养活自己的。狗头军师的作用，第一是帮助自己欺骗屠杀压榨百姓的，第二，是歌颂自己“得民心者得下”，如此蒙元就几乎解决了一切问题。可叹那些当了亡国奴的江南百姓有的还在为蒙元的‘恩典’感激不已，依然被虚伪的安抚所蒙蔽。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另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在当前的传媒格局中，本来朝廷占据着主流，朝廷通过邸报、基层官员和乡绅向普通百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实际上对信息传播形成了封锁。但是这个报的出现如同一匹黑马杀出，重新建立起一个获知信息的渠道，打破了官媒的‘封锁’。
原来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舆论格局被打破，报以其讨论话题多元、互动交流便捷、自由平等对话、聚集民意快速、传播影响力大等特征，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语境。由此迅速放大了民众“口头舆论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形成了以碎片化和趋利性为主要特点的“民间舆论场”。
而当下行朝在内外的夹击下依然危机重重，正处于调整和变革时期，必然会涉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官媒的封闭运行，必然导致公众更愿意相信在报上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转向以报为主的民间舆论场。在现实的舆论生态中，由于生成机制、解读理念和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由传统官媒营造的“官方舆论场”，与草根民意在新媒体平台自发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往往产生意见分歧，这必将导致两个舆论场在互动中存在碰撞和摩擦。在舆情的发酵和蔓延过程中，甚至会形成对抗与割裂。
特别是变革发展中的的特殊时期，诸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热点爆发的动因，尤其是在当前重大突发事件频发的时间段，最易造成两个舆论场的脱节。不过赵昺作为曾经网络上的活跃分子知道一个规律，在理论上作为传播主体的新媒体用户，都有同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考虑到个体之间的知识和能力差异，新媒体用户同现实生活中的公众一样，绝大多数是“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意见领袖”手中。
所以赵昺意识到办报不仅有表达朝廷立场和观点，赢得话语权，以达到新闻管制及维护政府形象的目的。另一方面能有效的引导舆论，消耗百姓的不满情绪，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且肩负着启发民智，揭露敌方阴谋，澄清事实真相，减少朝廷的负面形象，调动百姓的同仇敌忾的抗敌意识。
“看来休息日又泡汤了，皇帝命苦啊！”赵昺想到此事刻不容缓，必须要赶紧做起来，否则等报盛行起来，人们一旦形成了阅读习惯，再想夺回这块阵地就不是打个冲锋那么容易了。着便铺开纸张，提笔制定计划，嘴里还不住的抱怨，却忘记了刚刚还感叹当皇帝的好处多多。
赵昺知道内容永远是媒体生存的根本，是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邸报毕竟已经存在几百年，虽然除了官方衙门并没有多少人去看，但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到的，那需要到了一定级别和地位的。所以在民间百姓心中还是有一定地位，并具有神秘性的，若是向民间开放发行起初的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邸报毕竟是朝廷的喉舌，总不能刊登一些娱乐化和低俗的东西，而是要继续保持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可要想长久保持就必须在内容上有所改变，否则仍将被抛弃。只靠发布些政策法律、施政方针及官场的除授别对普通民众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就是官方也兴趣寥寥。
所以邸报要变内参为对外发行，赵昺以为在内容方面做出改变。其主要功能依然是宣传行朝的主张和施政方针、政策法规，并对此进行解释；其次反映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介绍先进人物，表彰好人好事；阐述和讨论政策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报道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建设成就，以及外界的新情况；同时反映普通民众的呼声和要求，传播百姓关心的各种信息。
赵昺将邸报的受众定位于官方衙门、各级官员和士人集团、商界及乡绅胥吏，并向普通的民众阶层逐渐扩散。当然一定要维护其权威性，在舆论产生争论或发生重大事件时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而作为官方的宣传机构自然是不能指望它盈利的，且要做好亏本的准备。
对于官报赵昺打算依然以进奏院人员为机构主体，邸报为基础进行改版。名字就叫《帝国朝报》，‘帝国’即表明了报纸的身份是官报，代表的朝廷的声音。而沿用‘朝报’除了接地气外，朝字既可以解释为早晨，明报纸的及时性和即时性，又可以解释为充满朝气和生机。
赵昺对官报的改变做出了规划，并制定了发展的方针，内容上提出了要求，具体怎么操作就是底下人的事情了，当然还得和朝中重臣们进行商议，才能拿出具体方案。而当下他还想自己再办份报纸，不过这份与官方不沾边，因此自由度要大一些，受众定位于上至朝廷重臣，下至贩夫走卒，连居于深闺的娘子们也爱不释手。
纸媒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走上了末路，沦为将要被淘汰的地步，不过也让作为经历过纸媒辉煌到没落的赵昺深知其中的套路。
报纸要好看，吸引人，不仅内容通俗，娱乐性强，且要紧抓社会热点。但是要俗而不淫，透露着文雅，不能靠恶俗吸引人；对社会热点不能擅自臆断，要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最大限度地在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等方面优势发挥出来，且对事件进行全面把握，慎重而缜密地报道事件，尤其是对公共事件发生中产生的不实传闻要及时进行澄清发布，不漏掉任何可能引发人心动荡的消息，对发展动态要不间断地进行报道和追踪。
其次，在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多生产精准短、鲜活快捷、吸引力强的信息，在传播中抢得先机，努力抢占第一落点，丰富报道方式，把报道内容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再次，在服务上要注重分众化互动化。根据读者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生产特色信息产品，做到量身定做、精准传播，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同时要主动搭建互动沟通平台，在互动中参与传播，给普通百姓话语权，以释放郁结情绪，减少心中的不平，提高引导的实效性。而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打开了知名度，那么钱也就自动送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