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的追问下,刘黻说出自己推荐的人便是状元韩信同的老师陈普。其生于理宗淳祐四年,当下也只有四十出头,正直中年。简历听着也不错,
陈普幼年励志发奋苦读,览四书五经。长大后,他潜心探研朱熹理学。咸淳初,投苏州大儒韩翼甫在浙东崇德书院就学,韩翼甫并将爱女玉蝉许配他。他披览群书,博闻广见,多才多艺。除六经外,他还熟谙律吕、天文、地理、算数之学,精于阴阳玑衡之说。
蒙军南下后,陈普遂隐居于石堂山,终日以穷经著述自娱,以宋遗民自居,此后,陈普在石堂山仁丰寺里设馆倡学,招徒课艺。四方延负笈从游者岁数百。在教学上,陈普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在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的同时,陈普还精研数理。
元廷曾三次诏聘他为福教授,均坚辞不就,誓不仕元。他怕元廷加罪‘遂隐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带山区十二年。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麇书院、长乐麇书院。所至之处,学者抠衣而来,不绝于途。其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于第三年制成,应时升降,纤毫无爽。
“陛下觉得此人如何?”一番介绍后,刘黻问道。
“此人并未入仕,且又为参加科举,想是其不愿受约束,恐不会应诏。”说实话,赵昺对其并不满意,首先其应算是一个隐士,而这种人往往自视甚高,脾气古怪,又不贪图富贵,动不动就摔耙子,难以约束;再有其以钻研儒学为方向,什么天文、地理和算学只能算是兴趣所在,真实水平有多高很难讲;另外其足迹只限于福建很小的范围内,许多地方并未亲自勘测过,见识终归有限。
此外对于陈普发明漏壶,赵昺心里十分清楚这有些言过其实了。他知道古时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导致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说法,也谈不上准确。
且这种计时方式受外界影响较大,“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因而没有确定的时刻;“日上三竿”首先在计量上就无辐行,只能凭借想像的太阳高度来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不见不散”更是没有确定的时间期望值,只能是人们活动结果的一种愿望,是最没有时间效应的守时方式,直到刻漏壶的发明,让这种状况有了改变。
漏壶也分为很多种,听刘黻的描述,他基本可以确认陈普‘发明’的漏壶应是一种通过观测容器内的水漏泄减少情况来计量时间,叫作泄水型漏壶,也称沉箭漏。单只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但是水流速度与壶中水的多少有关,单只漏壶随著壶中水的减少,流水速度也在变慢,这样就直接影响到计时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后来人们想到在漏水壶上另加一只漏水壶,用上面流出的水来补充下面壶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面壶流水的稳定性。发明增加补给壶的办法之后,人们自然会想到可以在补给壶之上再加补给壶,形成多级漏壶。但据赵昺所知补给壶的使用大概始于西汉末东汉初。起码东汉的张衡已使用两只壶,即一只漏壶和一只补给壶;晋代出现了三只一套的出水壶。
唐初的吕才设计了四只一套的漏壶,基本形式是由大小不等的四只铜壶组成,依次安放于阶梯式座架之上。各壶皆有铜盖,第一、二、三壶下端均装有龙头,龙口滴水,依次滴注储入受水壶中,受水壶的铜盖中央,插铜尺一把,尺上刻有十二时辰,自下而上为子至亥时。又铜尺前插放一木制庚,下为港,随着水位提高庚逐渐上升,显示时刻,所以又称“刻漏”。
宋朝之后燕肃又发明了另一种方法,被时人成为‘莲花漏’。他在中间一级壶的上方开一孔,使上面来的过量水自动从这个分水孔溢出,让水位保持恒定,在北宋时曾风行各地。所以赵昺觉得陈普不过是在前人的基串上直接仿制,或是在细节上进行了改进,说是其发明的便言过其实了。
而赵昺以为若是自己仿制一台多级漏壶,这件事情对于他并没有多大难度,他自可通过精确的计算便能完成初级设计,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校正就能投入使用,即便时间长些,也肯定用不了三年时间。从这些也可以看出陈普的数学和物理知识水平有限。
“陛下亲政之后事务日渐繁杂,被琐事缠身,难以一心二用。陈普既然又些本事,何不试试看?”应节严看出惺帝皱着眉头,显然对这个人选并不满意,话语中也多有推辞之意,于是劝道。
但他也知道,惺帝对技巧之物及算学、天文、地理皆涉猎甚深,所知之渊博当世恐无人能及,不过他仍然以为皇帝应以政事为主,那些东西终是偏门,不应沉浸太深,以致荒废了政务。而陈普也算是名儒,必会从中劝谏,以其从旁辅佐,至少不会使皇帝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陛下,营事所言甚是,当下既然无合意的人选,可先以陈普代行教导,待日后有了胜任之人再行替换即可!”徐宗仁也随之劝道。
“唉,陈普乃是名儒,以其主导研究这些事务,恐其会以为朕慢待,不但不肯赴任,反而引出麻烦!”赵昺还是有些不愿。可也觉要是欲寻到自己这样的‘大才’,恐怕只有同为穿越者了。而这个时代还活着名家只有郭守敬了,但其身居蒙元,正为敌所用。
“陛下,陈普既然以忠君标榜,自当为国为君效力,其若拒绝征辟,则是徒具其名的伪君子。臣愿前去一试,劝其归朝效力!”徐宗仁施礼道。
“好吧,但是不要强迫和诱惑,也不要许下什么诺言。”赵昺沉吟片刻言道。
“是,臣遵谕!”徐宗仁再施礼道。
这个插曲之后,众人对三榜的排名又讨论了一番,其实三榜之中甲榜最重,甲榜之中前三最重。现下已经遴殃毕,应节严等三人也再没有更多的异议,基本上便敲定了各榜人淹人数。其中甲榜计二十人,乙榜一百四十二人,余者为丙榜。
榜单一出,当然也有人颇有微词,三榜之中报考的吏员有五十余人之多,他们自此摆脱了一辈子为吏的命运;此外琼州举子虽然没有出现在甲榜之中,但是其余两榜合计也有三十人之多,这可以说是琼州破纪录的成绩。
对于这种‘意外’,有些落榜的举子自然不满,质疑其中有弊,称考官偏私。想想江南已经十余年未开科,积累众多的士子,结果却不尽人意,使自己失去了晋身的机会,他们当然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此准备集体上书,要求查清弊案,严惩涉事官员。
正当群情汹汹,欲要爆发之际,惺帝在琼台宴上的一番话顷刻让他们没了脾气≥经历者称,陛下对士子们质疑舞弊之说专门予以澄清,言:吏员身处底层,不仅收入微薄,且要承殿重的工作,也因而最为熟悉国家法度和处理各种公务的程序。而这种人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而非只会背诵圣人之言,不通公务的书呆子。
对于录取的琼州士子超额,那也是琼州百姓们应得的。在朝廷最为危险的时刻,他们与皇帝共患难,可谓休戚与共。为保卫朝廷,重建大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收复江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那些叫嚷不公之人,又在国家危难之时做了些什么?他们苟安于蒙元的淫威之下,却不思抗元复国,此时有何面目来谈公平。
再说朝廷在琼州十年,建学施教,又有众多名家大儒的执教,即便是荒蛮之地也能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才,录叁十余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那些忠勇之士的子弟,忠君爱国的士子理优先入选,他们比之那些只会哀叹不公的可怜虫要强之百倍。
若是再听不明白那就是傻子了,皇帝这是表明了他的立惩态度,如此做就是他授意的,其就是主谋。而且态度也很强硬,朕就这么做了,就是偏心了,你能怎么样?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胆杏懦,屈从于蒙元的淫威,没有早日投奔朝廷,又没有本事,如今也怪不得谁!
平息了质疑声后,赵昺依照琼州旧例,甲榜之人直接授官,却只从八品起授,就是三鼎甲的状元韩信同也只是七品,到礼部任员外郎;榜眼林青却去了吏部,担任从六品的案头;而探花郑思肖则去了御史台,做了个巡殿御史。其余人等则多授八品,分赴临安府或朝廷各部自初级官员做起。其余两榜人员则入太学带薪学习,但是能不能真正出仕做官,还要看他们的学习成绩,一旦不合格则面临着重回原点的境地。
皇帝如此可谓让人感慨。社会上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
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但现在他们发现天变了,即便成为状元也不一定仕途就是一片光明。
而赵昺却不这么想,他作为后世来人,对于状元并不十分感冒,别说历史上的七百多名状元,即便是现代社会年年出现的状元们,又有多少人在步入社会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古代的状元们以文得名,可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同样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亦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者。
所以从状元整体来说,却是名不符实的,其中的大多数虚有其表,相当平庸,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他们多文绩平平,难传千秋。形成了一种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的怪象。
如此悬殊的比例,足以证明科举考试可以选拔人才的说法,在赵昺看来是不大靠谱的。别看状元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可谓是人中之龙、天之骄子,其荣耀、其显赫、其尊贵,简直登峰造极。可即便文章做得好,考试也未必能把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测验出来,未必能做好官。
而那些靠背古书扒古书考出来的官员们,多是被洗了脑,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不过那些圣人之语,可要成为大人物必须要有对世界有清醒的认识才行。更何况绝大数人中了状元之后,也就掉进了荣华富贵的陷井,并且为此在官场上争名夺利。这也是绝大多数旷世奇才被科考拒之门外的缘由。所以赵昺以为还是得以观后效,而不能一考定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