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都是考验人性的节点。赵昺现在也明白了,蒙元入侵江南,大宋沦于敌手十年,对士人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大考。
有的士人愤而反抗,不惜自身,走上抗元复国的道路;有的人就此沉沦,离群索居,避于世外,寄身于外物;有的怀着故国梦守着心中的信念,却又不得不屈从于形势,苟且于世;有的则背经叛道,投靠于敌,走上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乖乖的做了蒙元的顺民,前朝已成忆梦。
因而十年间大宋的士人阶层已经被撕裂,这不同于学术上的争论,也不同于朝堂上的党同伐异,而是事关人性、道德和本心的考验。这就如江河奔流,泥沙俱下,荡浊流清,在不断的奔流和激荡中,有归于清流,有的人潴留江湖,有的则流入粪坑。
但是不论如何,历史的吊诡在于只要王朝更迭,总有部分江南士人会遭到清算。想到这么个结果,赵昺觉得很有些意思,说是天道循环,因果报应,有些牵强,可是历史上都会上演这么一出。而原因更是各异,尤其是朱老八对江南士人的打压更具有代表性,而原因也更是奇葩。
话说历史上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们也曾面临抉择。一边是经过他们改造的私盐贩子张士诚政权,但其名义上依然忠于大元朝廷;另一边则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为了夺取天下而洗刷与红巾军的关系。人们皆以为元代普遍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但事实是江南乡绅们过得颇为惬意。
私盐贩子张士诚从江北而来,占据了以苏杭为核心的江南大部,与当地士绅地主开启了合作统治,开府平江,文士响臻。由于江南士人的大量参加,张士诚的政权迅速文人化。与逐鹿天下的群雄专用武将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叶德新、蔡彦文成为张士诚政权的决策核心。
江南士绅眷恋着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士诚也满足于保境安民,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在朱元璋、陈友谅激战时,张士诚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吴地兴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白茆港。当时有歌谣表现张士诚执政的这一特点丞相指张士诚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指朱元璋起,干瘪。
不过乱世中的太平不过是仓促一瞬,朱元璋在消灭了西边的白莲教教友陈友谅后就向东进军。朱元璋集团信心满满,以为江南民性柔弱而张士诚身边也尽是迂腐书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风而降。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当朱元璋向东进攻张士诚,此时其已占据明显优势,江南士绅绝大多数都对张士诚政权死心塌地,吴民多死守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近一年。最后张士诚被困于苏州城内,弹尽粮绝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只有开城投降。
虽然此前就有刘基、宋濂等江南士人归附,但更多的人还是占到了他的对立面,如今他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江南的士绅地主却依旧对张士诚保有忠诚。成为败寇的张士诚依然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牺牲的仁慈统治者。
多年以后,在南京城坐稳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对自己无法得到同样的爱戴耿耿于怀。在明初野史笔记中,到处是朱元璋和吴人相遇,而吴人感念张王的桥段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最让朱老八愤恨的,莫过于从苏南迁往首都的吴人,依然称张士诚为王,只管他叫老头。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大怒。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吾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家甚众。
这些着实可以反映当时社会舆论。而明朝定鼎中原后,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应仍旧冷漠,纷纷做起了前朝遗民。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早年吃够了地主官员的苦头,连年征战又在江南颇受冷遇,对江南人一贯没好眼色。现在坐稳龙椅,哪有不还以颜色的道理。
除了田赋,明代还有两种粮食税,分别是供给边防军人的漕粮,以及供给京城权贵宫廷的白粮,而这些负担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头上,正税和摊派之外还少不了各种附加费,摊派往往数倍于正粮。也有人以为,江南的粮食产量较高足以承担这样的赋税。
可如果说苏松重赋还有出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考虑,人口的强制迁移则是带有占有明显的惩罚色彩。朱元璋主导的人口迁移被称为洪武赶散,驱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江南人背井离乡。惨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而张士诚控制的江南人口损失不大,自然被视为对外移民的首选。
元末战乱后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人口凋亡尤甚,作为中都实在太过荒凉。为了充实祖宗之地,在攻陷苏州的当年朱元璋就将苏州富民迁实濠州。洪武三年,迁四余户江南人填凤阳。四年以后,迁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些移民在营造中都的过程中大吃苦头。
在明初的严密控制稍松懈后,江南就以各种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卖艺也是一条出路。凤阳花鼓唱词中所谓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处众说纷说,其实就是江南移民控诉朱元璋暴行,欺负江南人的一种说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实人口,洪武年间,苏浙地区共有四万五千多家富户,被朱元璋强制迁往南京,他们带来的财富理所当然要用来繁荣都城。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又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以充实边疆,不少原本被迁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着大军去戍守边疆。沈万三修城墙惹怒朱元璋,最后被发配云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
朱元璋死后的建文新政一度给江南士人带来了希望,众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轻的皇帝身边,没想到来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再度把他们打压下去。朱棣不仅带来了大量靖难功臣,占领了大小官职,还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南方士人集团再次遭到清洗。
而由明入清后,使江南士人再次受到满清的报复,大吃其苦头的科场、奏销、哭庙三案及庄氏史狱,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无不宣示着皇帝的报复欲,这几乎是当时公开的秘密。清人评价,这是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
赵昺觉得做个江南士人真是倒霉,谁上台都会被割波韭菜。而自己当初回返江南,打着镇反的旗号,以打击叛国背君者的名目大杀了一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报复行为。毕竟这些人在国难当头背离了大宋,出卖了君王,杀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理由也说的过去,所以并没有引发什么大的动荡。
而后在选后的时候,赵昺是以防止外戚专权为名动手,对江南的官宦世家进行打压,禁止他们子弟在数年内不得参加科举,断绝了他们的入仕途径。而真实的目的他自己是心知肚明,是因为陈宜中勾结朝中的官员意欲废立之事。因此赵昺是防止旧臣在官场上重新崛起,保持朝政,左右国策,进而威胁到新政权的根基。
此次打压仍然手段龌龊些,但是江南世家也并非没有从中获得好处,几大世家的女儿嫁入宫中,成了皇帝的后妃,成了皇亲国戚,诞下龙子也可能成为下代的皇帝,如此起码可以保住两代的平安富贵。而在外人看来,皇帝还是对士人十分尊重的,他从而也稳住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头部士人的支持。
所以这次闹事的士人看似十分热闹,声势不小,但是少有传统世家和名儒大家参与其中,在后边鼓动的也只是自视甚重,却不得重用的所谓清流,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欲乱中取利,从中获得名利。而作为闹事的主流则是乡绅,他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反对革新。
不过这次冲在前头的是国子监的学生,各地入京待考的士子。在赵昺看来这些士子属于被蒙蔽的年轻人,空有一腔热血,却缺乏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就如同当年的自己,好像真理就在手中,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行事冲动,不计后果,事后成了他人的替罪羊,后悔晚矣。
那么此事的结局,赵昺已经看到,又一批士人倒在自己大义的旗下,而朝野,乃是天下的格局也会受此波及
顶点